文/李旭彬
2019年11月1日下午,我搭上台北捷運從萬華龍山寺前潛入新店溪的下方緩緩行駛,冒出地面之後來到了江子翠站。江子翠這個名字對很多台北人來說,有點詩意也是有點失憶。點開 Google 地圖,回到16世紀葡萄牙人由淡水河駛入台灣,沿著河道往內陸挺進,換了小船來到新店溪與大漢溪的匯流點。位於兩溪交界處,突出部沈積的沙洲稱為港仔嘴,往南進入新店溪的左岸就是現今的萬華。五百年後我越過了失憶之河,來去採訪另一件即將失憶的故事。
事件的起點是去年應嘉義市立美術館之邀,接下了「方慶綿攝影委託研究」一案。而「新高伯」這個稱號,指的是從1927年從南投移居嘉義開設「新高寫真館」的方慶綿。在接下這個前期研究案之前,對整個故事最完整的資料是1972年一月號的《漢聲》雜誌中所刊登的一篇報導《新高伯與玉山》。受訪時年67歲的方慶綿,在文章裡帶著採訪者神遊了一趟登新高山之旅。從塔塔加鞍部、白木林到排雲山莊,文字在一路上交代著方慶綿的人生,讓這兩條不同的時空軌跡,象徵性地交互疊印在這一篇訪談稿當中。料想不到的是,這篇訪談稿卻成了大部分相關文獻的唯一來源。《漢聲》雜誌訪談稿面市一年後,1973年方慶綿過世。
他日治時代在集集那邊結婚的,他爬玉山阿里山,差不多就有四五十年……他這個富士山,3777公尺,他們看到我們台灣 這個山有3950,所以它叫做新高山,所以他的名字叫這個新高山。我們長輩在南投跟這個日本人學,學成後才到嘉義開,就叫做「新高寫真館」。當時的集集在南投那個地方,也剛好叫做新高郡,所以他才用新高這個名字。當時就在這個中正路,中華路,這個角落這裡,開這個照相館。
-節錄自方重雄訪談逐字稿
緩緩上升的電動手扶梯,推著我從河岸泥灘地下鑽出。離約訪時間還有二十分鐘,漫步穿過船影交錯的市集巷弄,併立的住辦華廈間雜著時間限定的市集,點綴著港邊人家因陋就簡的裝扮。行過剛收市不久的巷弄,左轉到十五米寬的市街。路旁華廈的一樓是新高伯的孫輩經營的公司,打過招呼便迎我們進會議室坐定。不久,年近九十的老先生緩步走來,手上拎著一袋裝著我們來意的資料,他是方慶綿的長子方重雄。同行的美術館承辦人員簡單的說明了來意,恭敬地交換了名片,在架設錄音器材的時候,方重雄已經等不及的進入了回憶當中。在兩個半將近三個小時的訪談當中,老人家精神奕奕爽朗健談,思考邏輯依舊清晰敏銳。之前為了自己的創作需求,跑了幾年的田野發現,身為訪談者最好的方法不是問問題,而是傾聽。田野現場充滿了許多普遍存在的問題,但這些普遍性的問題也是整體結構性的問題,無法在一個前期研究當中得到什麼深入的結論。方慶綿、方重雄以及作為訪談人的我,同為操作影像的人,在午後秋雨的武朥灣社地,嘗試著從糾纏恆久的記憶毛球梳理出個什麼來。
方慶綿作為一個攝影師,身處在戰爭頻仍時代交替的時期,統治者基於技術的供需與技術者維持著某種既親又遠的關係,他的一生是個跨越不同時代技術者的縮影。方重雄的回憶裡,戰爭末期日本軍官騎著有邊車的軍用摩托車送來了急件,與方慶綿一同在暗房沖印著神秘的影像。連晾乾的時間都沒有,軍官就拎著濕漉漉的相紙騎車趕回軍營。幾天後,軍官回頭捎來一隻活雞作為謝禮。還有一次是嘉義高農的校長,請司機開著帥氣敞篷車來載方慶綿去學校拍攝,影像中坐在後座的方慶綿好不威風。甚至到了國民政府禁山禁海的白色恐怖時期,他都能來去自如地在阿里山到玉山的路上,延續他的攝影之道。這樣的方慶綿在長子方重雄眼中,是個極度重視兒女教育的嚴父。
方重雄於日殖時期就讀嘉義高工,二年級的時候遇上了終戰,免不了的遇上一些語言上轉換的困擾。做為攝影師之子以及工業學校畢業的方重雄,談起父親的時候,免不了是夾雜許多對攝影的愛恨情仇。老人家的記憶一路回到玉川國小,搬遷到中山路208號的《新高寫真館》,以及嘉義高工畢業後與父親的爭執。而《新高寫真館》也是方慶綿留給方重雄的重擔,一直到他將近八十歲才卸下這個擔子。
「所以後來你們長輩在拍照的時候,你就開始跟他們學嘛,還是你什麼時候學的?」
沒有沒有,我出來很討厭照相。大家都去外面工作,只有我在拍照,那就不用讓我唸書了啊!我一個禮拜都沒有吃飯!那時候日本人教育很硬欸,他們也日本式的,那時候我媽媽才上來跟我說:沒辦法啦,你們老爸不行啦!你要是老二的話,他還可能讓你出去,日本就是你如果做豆腐的,兒子也要做豆腐,做西裝的話兒子也要做西裝,你這個照相館的話,你也要做照相。你算長男的啦,你如果是小的才能出去,日本時代就是這樣。
-節錄自方重雄訪談逐字稿
方重雄嘉義高工畢業之後,與父親抗爭了兩年多,1954年正式接手《新高寫真館》,並於1973年方慶綿過世後變更商業登記為《新高攝影社》。1997年辦理歇業,之後在嘉義過著退休生活,直到2009年前後北上至板橋江子翠站附近至今。訪談當中並沒有多提歇業後的十幾年,但是在決定北上之後的期間,面對著父親留下來的影像與文物資產,變成了最難整理決斷的事。
老人家停了下來打斷了歷史的想像,催促著我們要記得吃他為我們準備的茶點以及蛋糕,說是上午特意跑了一趟賣店幫我們準備的。銅鑼燒與蜂蜜蛋糕,很日式的選擇,或者也是很台式的選擇。早先櫃檯的小姐沏了一壺茶進來,一邊瀏覽著方重雄挑給我們看的影像、簡報、資料,一邊配著熱茶吃起了蜂蜜蛋糕。此時老先生順道介紹了剛進到會議室的女兒,說他聽說美術館要來採訪,想來聽一聽給點意見。
我是建議說文化中心如果有一個館可以讓我們放,那我想我爸爸說是可以賣,賣的話有一些收入,我是建議他說有一些可以捐文化中心,因為我們跟嘉義比較有感情,但是那時候整個,我們整個遷上來的時候沒地方擺。
我爸爸還騎車載我去哪個地方,甚麼石頭厝,有一個人就是專門斬那個石頭的,啊我們要把相機給他。要遷上來沒地方擺啊,但是那時候沒人要,是剛好玉山國家公園那一個在那個時間他來,那我們跟他談,那時候玻璃底片就整個給他。就我們自己留了少數,還有像那個冰爪,我阿公以前他們登山那個冰爪,是一雙給玉山國家公園他們,我們自己也留一雙。
-節錄自方重雄訪談逐字稿
女兒一方面跟父親確認當時的過程跟細節,一方面對阿公的文物也提出了一些處置的看法。一路聊著聊著,也帶出了一些台灣老攝影師們的作品保存上普遍都會遇到的問題。作為一個訪談者,在家屬眼中似乎變成另一個對外發聲的節點,他們期盼著這些文物的價值能被肯定,前人尊嚴能得到再一次的重視。不禁回首 1995 年興起的台灣學熱潮,台灣四處舉辦了不少跟歷史記憶與影像搜集有關的計畫。在當年這些土法煉鋼尋來的東西,或是集合鄉親覓來的資料,對官方機構來說通常都是出錢印本書,辦個大拜拜的活動便算是為政策盡了心力。就在台灣主體意識逐漸甦醒的這二十年來,地方首長對於各項超過四年的文化扎根議題興趣缺缺,中央部會忙於經建、外交、國土規劃以及各式選戰的支票兌現。對於歷史文化與共同記憶,都成了掐頭去尾去脈絡化所編織出來的故事。建築在這些故事之上,每一個縣市各自長出了許多「具有在地歷史特色」的觀光季。但是對於搜集、研究、修復、典藏以及學術撰述總是「長期的經費不足」。在搶救失憶第一線面對訪談者的殷殷期盼,也只能應允自己會盡力去試試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。
時序快轉來到了方重雄準備舉家北上的那一年,2009 年整理了父親的作品,並於當年 2 月 7 日~ 2 月 19 日自力在台北市社教館二樓第三展覽廳舉辦了「新高伯攝影展」,嘗試著將父親方慶綿的攝影介紹給大眾。隔年2010 年 4 月方重雄決定將方慶綿所遺留之文物,捐贈予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,並於 4 月 10 日玉管處 25 週年處慶時舉行捐贈儀式。捐贈內容計有:「玻璃底片」 186 張、「日據時期及光復初期台灣各地風景照」黑白底片 817 張、「古董木製照 相機」、「自製印相機」及「自製登山冰爪」等 34 件。 至此,這批文物總算有了個相對合理的歸宿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」。
1926年,方慶綿首次登上了新高山的玉山,或是東谷沙飛的八通關。當年隨著個伐木工人到山上開發業務的攝影師,從阿里山開始一路往東南穿過鄒族人的地界,到了玉山口轉往東行經過了同年起建的鹿林山莊,或許在歇息的時候與建築師梅澤捨次郎寒暄了幾句。在山中的一片平台望著往東延伸稜線的末端,心裡面或許想著:那就是比富士山還高的新高山了嗎?當時的他或許也想不到,鹿林山莊到新高山這條路,還會再走四十年。1927年,方慶綿頂下了嘉義中正路和光華路交會處東南角的店面,找到木板豎起手寫的招牌「新高寫真館」就此開張,1929年拍下了遶境隊伍經過自己的寫真館前的照片。1930年,「新高寫真館」遷至今嘉義市中山路208號。方慶綿持續在新高山與阿里山從事攝影工作約40年,留下了多張許多他所拍攝的珍貴照片。戰後,新高寫真館更名為新高照相館。
門外的細雨漸漸停了,關掉錄音機準備起身告別,老先生從回憶裡面脫身而出,回到現實便叮囑著把蛋糕跟銅鑼燒帶著車上吃吧。還記得我剛接下這個計畫的時候,進到博碩士論文網搜尋了關鍵字《新高寫真館》,系統的回復是空白的!訝異之餘,竟也習以為常。一直以來我們對於「大家都知道」的事,從不理解,只憑想像。訪談方重雄之前,我已經先去過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兩三趟。親手捧著那近百年的玻璃版底片,是依舊滾燙的攝影人的心,是具現化的不可說的歷史,是被遺忘遮蔽的炙熱的目線,這一切依舊在電子防潮箱當中叨叨絮語。
回程往江子翠捷運站,巷弄旁的市場只剩痕跡,供應晚餐的餐館陸續開舖。五百年前的船影人蹤隨著失去的名字,漸漸淡化著。歷史或許可以想像,但想像不是歷史。
*原刊載於嘉義市立美術館館刊 《回歸線》 vol.003 , p.38~p.43